1939年4月25日晚,汪精卫在日本人的保护下,秘密逃离河内,经由海防乘船前往上海。
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,国内外反法西斯形势开始好转,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。
抗战胜利不远,汪精卫知道末日即将来临,惶惶不可终日,本来就不好的身体,这时变得越来越差。特别是一想到当年测字先生预测的“可杀可剐”,就会心惊肉跳。
原来,当年汪精卫刚“还都”南京,当上伪政府主席时,一天他微服上街,路见一测字先生,便上前抽了一字,此字为“哥”。测字先生说:“哥”有三解,哥者,两“可”相连也。第一解为“可父可师”。汪精卫听罢觉得自己地位显赫,对世人来说,的确是“可父可师”之人,心中便十分得意。测字先生又道:第二解乃“可敬可佩”。汪听罢更加高兴,想起自己青年时代慷慨歌燕市,刺杀清朝摄政王载沣之英雄壮举,实是“可敬可佩”。他认为测字先生很有水平,忙问第三解何意?谁知测字先生却噤声不语,说第三解乃天机不可泄露。汪精卫不便暴露身份,只得怏怏而归。为这第三解,汪精卫彻夜难眠,一心想知结果,第二天又去找测字先生询问答案。不料测字先生已飘然而去,只在地上留下用白粉所书八个大字:“可字三解,可杀可剐。”看得汪精卫魂飞魄散,从此打不起精神来。如今日本主子的势力已是日薄西山,中国人民的抗战即将胜利,每当想起当年测字先生的可怕预言,汪精卫就会不寒而栗。早在1935年,汪精卫被人行刺,大难不死。当时医疗条件有限,要取出这粒弹头十分困难,弄得不好便会危及生命,医生不敢下刀,便把这颗子弹留在了体内。这个时候,旧伤时时发作,使得汪疼痛不已。
1943年11月,日本在东京召开大东亚会议,汪精卫参加这次会议,并会见了首相东条英机。工作谈完之后,汪精卫向东条英机提出一个请求,他想请东条英机派几名医生去南京,为自己取出留在后背上的那颗子弹。
东条英机答应了汪的请求,派出了黑川利雄一行,带着医疗器械,来到南京。
经过一番细致检查,黑川利雄告诉汪,后背的那颗子弹已伤至骨头,但并没有什么大的障碍,还是不取为好。
汪精卫仍不放心,子弹留在体内,他总觉得是一个威胁。没过多久,汪精卫跑到南京日本陆军医院,坚持要医生取出子弹。日本驻南京陆军医院的后勤部队长、中将医师铃木小荣于1943年12月亲自操刀,替汪取出了那颗子弹。
可能是手术伤及了中枢神经,术后,汪精卫的双腿变得不听使唤,一时大小便失禁,病情恶化,任何药物均不起作用。陈璧君见汪精卫病情加重,十分着急,见西医不行,便求助于中医秘方。她托付亲朋好友,寻找民间中医,企盼奇迹出现。最终,陈璧君的侄儿陈春圃辗转打听,在江苏无锡找到一位治骨伤疮毒的名医刘一帖。这位医生用祖传秘方治疗刀伤枪伤和无名肿毒很有名气,外号“刘一帖”,意思是再难治的伤,只要他的一帖膏药,很快就可以好。刘一帖名扬江湖,其真名反被人忘了。
刘一帖被请到了南京汪精卫的病房。他微闭双眼,认真地为汪把脉,替汪做了仔细检查。他发现汪的创口已经平复,只是内侧发烫,脉象细促,便开了两剂退火的药,接着从贴身的内衣口袋里,拿出一张膏药,在酒精灯上烤了一会儿,然后贴于汪的背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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